主题: 从弱者的武器到公民的武器

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在北京三环内一个地方看到，马路上有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像是礼品一样的东西撒在路边，原来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面包车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跟从自行车道上骑过来的摩托车的车主发生了碰撞，于是车主被撞到了地上。我到的时候边上已经围了很多围观的人，我一开始看到满地撒的东西时想是不是出了很严重的事故，此时的警察同志也已经来了，但是我观察了一下这个被撞到地上的男同志，一边躺在地上一边用手机在打电话，大概是给他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来。后来在边上听警察说警察想劝他起来，他就是不起来，而且明显地看到他躺在地上有时候换一下姿势，并不是身上受了什么严重的伤，或者说即使受伤的话他此时应该起来赶快去医院检查，但他的姿态就是：我就是要躺在地上，你不把此事达成一个让我满意的赔偿，或者我的亲戚朋友还没来，我就不站起来。北京现在初春，天气还是比较寒冷，这个男同志三四十岁的年龄，可以说是身体比较健康，红光满面，但是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争取维护他的权利。

这让我想起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开车和我出门，有一次和一辆车发生了碰撞，发生以后根本就没有麻烦任何的警察，我们把这个事情拍下照片来，然后非常友好地大家就分手了，之后由双方的保险公司来处理这件事情。对比中国发生的这样的情况，让我感觉心里百感交集。骑摩托车和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警察也已经来了，现场也已经取证了，按理说这件事的责任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此时他应该做的对大家都好的方法是他或者去医院检查，警察已经调查过双方已经做过笔录了，或者就等候处理结果，这都是比较好的。他采取在交通要道上躺在地上，而且刻意要躺在车轮前面，这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造成大量的人围观，交通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响，这个事情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做法。

这让我想起美国的人类学家斯科特写的一本书《弱者的武器》，这里面研究一些东南亚农民的抗争，就是讲在一个社会制度构建不完善的情况下，弱势的群体如何通过一些道德化的方法来获取社会的同情，来争夺资源和权力进行博弈。

今天的中国，我们高举的旗帜是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我们社会与此相匹配的，社会依然在这方面的观念有很多在我看来不那么符合现代性的习惯。包括前些年出现的温州乐清钱云会案，当时我深度观察这件事情的进展，老村支书钱云会被押到大卡车轮下，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媒体去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强调的都刻意地表现钱云会这个村农民可怜的一面，包括描绘老村支书如何贫穷，家里如何家徒四壁，说在这个村里那点可怜的口粮钱就是他们农民全部的收入。在这点上我心情也非常矛盾和复杂，我曾经对温州地区做过长时间课题的跟踪和调查，了解温州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温州乐清这样的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得任何当地人都不缺找到工作的机会，包括创业的机会。所以到温州乐清这样的地方，你看到那里农村的房子都是老的宅子，看上去甚至非常破旧，可是这些村民只要在乐清的城内有一套房子，那套房子的价值并不比北京、上海的房子要便宜。当地的人，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村都有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完全不算希奇的事情，在温州真正种地的机会都是安徽来包地的农民。

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说温州钱云会所在的村把那些村民描写为只是靠这点可怜的口粮田，如果没了这点田他们就没有饭吃的人，可以说肯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温州，常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穷到家徒四壁，他的家族没有势力，让他来竞选村支书，基本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我又能理解，假如我们说钱云会的家庭，儿子、女儿有体面的工作，家里面经济条件不错，或者说村里面也有很多经济上成功的老板，那么可能就这件事情来说就不那么容易赢得社会的同情和共鸣。所以就中国当前的媒体特点而言，又要有意识地把这些需要维护自己权力的人塑造成弱势的、可怜的形象、被人同情的形象才能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这就让我觉得中国现在并不是让我乐观的现实，难道是像钱云会所在的这个村，如果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百万富翁、都是有钱人、都是比中国普遍农村经济更好的情况，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吗？回过头来说，我们看到的北京街上发生车祸骑摩托车的那个人，如果他不躺在地上显出自己可怜的样子，他就不能合理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吗？这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个悖论。

我看过去英国、美国民主的发展，当时这些社会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即使是一个农民、一个牧民、一个牛仔，去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当他要向政府请愿的时候，他会穿上自己尽可能最体面的衣服表现我也是一个绅士，我要跟政府或者跟其他的权力机关进行平等的对话，我的人格跟你是平等的。

当我看到街头躺在这儿被撞的骑摩托车的人和钱云会案当地的这些村民，当这些人一旦要争取自己权力利时候都要努力表现自己可怜，甚至用下跪的方式来赢得社会的支持和同情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们做为一个个体的选择是错的，但我一定要说我们社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