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境有宗教活动始于东汉，以佛教、道教为主。元、明时期，随回民迁入，始有伊斯兰教。清代，天主教传入。1990年，境内宗教门类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一、佛教

    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东汉末期传入市境。民国4年《交河县志·寺观志》载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献县陈邦器所撰《重修水月寺碑记》云：“水月寺创于魏太和元年(221年)，实汉末章武时也”。另有《明成化年重修白佛禅寺碑记》云：“寺自肇造已千有余年”，可考佛教传人市境时间之早。唐宋时期，统治者利用佛道两教作为强化统治的工具。根据志书所记，市境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建有圣寿寺，贞观年间建兴化寺，元代又建洚河寺，僧人活动颇兴，佛风渐盛，且有了宗教组织——僧会。明代设僧会司于兴化寺内，一直到清中叶。市境较大的寺庙道观有杨家寺、文家庙二处，殿宇巍峨，规模宏大，香火鼎盛。其他小寺院有72处之多。但至清末民初，已“季半遭焚拆，年久淫没而今不复可稽者居多。”散在乡间虽有若干寺庙，但自民国18年(1929年)，明令将旧有寺院改为校舍，庙产亦被充作办学经费，佛教渐衰。所余寺庙阳气寺、海福寺、水月寺等七处寺庙中约有僧尼30余人。受其影响，一般民众信奉者仍多，境内人民中时崇奉佛教的计占人口总数的2％。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境佛教活动已很少。教徒主要集中于泊头上下店、文家庙、交河城里，富镇、郝村、寺门村等地也有佛教徒，而以文家庙最为集中。1958年，破除迷信，及至“文化大革命”“横扫牛鬼蛇神”，庙宇被拆除占用，僧尼还俗，佛教活动几于绝迹。70年代恢复，但只有少数居民(主要是老年人)依然信奉佛教。1990年，境内仅有佛教居士一人，因市内无佛教组织，则去长春般若寺参加活动。

二、道教

    道教传人市境约在金代。民国4年《交河县志》录有大金承事郎前河中府河东县令许古所撰重修东岳行宫记：“交河之元辅乡(今文庙镇)舡留寨有行宫焉，盖里人牛医高顺之所创……落成实天春二年也。”可证在金初(1139年)境内已有道教活动。元明时期，特别是明代，境内又修复了不少道观，不少居民也信奉此教。据民国《交河县志料》记载，民国初年，境内道观留存5个，即：文家庙村东岳庙，白佛堂村白佛寺，韩村九圣祠，孟家码头天齐庙，营子村白衣庙，共有道士9人。而全县人口中信奉道教者不及1％。

    解放初期，道士活动已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寺观多已废弃，之后则无道士活动。

三、天主教

    天主教，基督教的一派，也亦称罗学公教。明代以后传人中国，明末清初，由献县传入市境。据民国21年《交河县志料》：“天主教之入中国，献邑最早，交与比邻，故乡民信奉者自明代有之”。清初曾在交河县城里修天主教堂一座，后咸丰年间在肖家留信村、西郝村(均属郝村镇)又修天主教堂各一座。其中肖家留信天主教堂，有教徒50余人，其他教堂教徒人数不详。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反洋教运动影响市境，天主教堂被焚毁。其后，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重修，并新建大鲁道、东辛庄、马村、苑家码头天主教堂。教堂渐多，但规模狭小，无外国人主持。至民国时期，又建陈家庵、洼里村、西与村、万家寨、营子村天主教堂。民国20年(1931年)，有天主教徒约1200余人，仅肖家留信天主教堂就有教民六七十户之多，时天主教在市境内活动较为兴盛。1937年“七·七”事变后，该教活动渐衰，据《交河县乡土事情调查》：交河县设天主教堂一处。泊镇教堂下设礼拜堂一处，办小学校一所，收男女学生百余人。另，连坦、青牛庄、大鲁道各有分堂一处。教中神甫时常往来于各教堂传教，每年经费约支出1500元，由教中辅助或各教徒捐助。时交河教堂教徒90余人，教堂主持为法国人余裕仁。市境人口信仰此教者约占3％强。

    解放初期，市境天主教堂大小28座，有28个分教会长。1950年天主教会向政府登记的教产有200余间房，教徒千余户，约有4000—5000人。

    新中国成立后，天主教活动渐少，1966年前，市境教堂25间。“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1979年后，政府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天主教活动恢复。1982年，由沧州地委、泊头市委、市政府批准，先后恢复教堂8座，活动点14个。1990年，全市有天主教徒5600余人，分布在18个乡镇84个村，建有黄铁房、姜庄等8个教堂，亭子河等16个活动点，有24个教务管理小组。其组织属献县天主教区。

四、基督教

    “基督教”为中国对基督教教派之一“新教”的称谓。查民国21年《交河县志料》：市境基督教堂多建于民国初年，寺门村教堂设立较早。由此境内基督教活动始于清末民初。据《交河县乡土事情调查》：市境基督教(规模)略逊于天主教。民国9年(1920年)于交河城里建耶稣大教堂，民国20年(1931年)，堂基卖出。时交河县约有教徒四百余人，信教者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二。

解放后，信仰该教的活动者极少。“文化大革命”以后，仅有男女教徒2人，因无活动场所，亦无牧师，且年岁较大，已不参加教内活动。

五、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创立伊斯兰教。元明时期，部分回族迁入泊头后，伊斯兰教遂在泊头兴起。

    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建泊头清真寺，泊头西八里庄、沙河涯、高川、阁上等地也建有清真寺。至民国，泊头及泊头西八里庄、沙河涯、阁上等村均有大批回族信教群众。据《交河县志料》和《交河县乡土事情调查》：30年代仅泊头及其周围的信教回族群众就在千户左右，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8％。教中经费充实，寺产收入足敷寺用，且历年办理救济业。另据民国时期代明亮所写《河北泊头镇回民状况》一文：民国时期，泊头市区共有清真寺三座，一座在马市街南端与清真巷街会口处，地据本镇最西南隅(即始建于明永乐二年的泊头清真寺)。该寺所占面积极广阔，工程浩大宏丽，建筑庄严坚固，远处望之粉垣围绕，殿楼宇脊与丛树相映，很是辉煌可观，尤以礼拜堂之顶颠高约达五丈余，数十里外，亦可遥望屹然矗立。该寺内每日礼拜时，除念经人外，仅有八九人，聚礼日约有百二十人。另一清真寺座落于茶店街中间，该寺礼拜堂约五间余，沐浴室三间，客室及阿訇寝室三间，仓厨房一间，计约十余间。时任甘肃马辉真阿訇，每日作礼拜者仅四五人。再有一座在河东车站街，始建于民国18年(1929年)，由石海先生倡建并捐田2亩多，民国19年(1930年)落成。寺内时任石充恒阿訇，每日礼拜者四五人。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回族人民十分关怀，伊斯兰教活动较为繁盛。职业宗教者约有150人。信教居民难以计数。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众多派别，泊头穆斯林多属逊尼派，在教法学上，属于此派中的哈乃飞派。清初以来，西北地区除老教“满的目”外，先后出现几种新教派，嘉庆年间，泊头茶店街石玉彪在宁夏经其任阿訇的兄长石玉龙将新教“哲赫林耶”派传入市境。泊头之老教派虽与哲赫林耶派在寺坊的统属关系上和在某些宗教仪式及习俗的细微末节上不同，但都为逊尼派，都是认主独一的遵经派。故自古以来，即“各遵其是，各行各经，相互尊重，互不岐视”，一直保持团结互助的良好传统。

    泊头市于1990年7月21日建立了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和领导市境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会长白玉宽，副会长曹玉起，秘书长张相尧。协会三年一届，定有协会章程。

    1990年境内有清真寺6座。市区有泊头清真寺、清真女寺、清真东寺，郊区有八里庄、沙河涯一村、阁上清真寺。宗教活动繁盛。

会道门

    解放前，泊头境内的会道门，大多始于元、明，兴于清末、民国。影响较大、较深的有一贯道、圣贤道、万字会、万国道德会、清帮(清礼、家礼)、长毛会、红枪会等。另有清理教、会元门、九宫道、达摩教、老人会、天地门、白莲教等道会门10余种，分布于境内城乡。由于会道门多演变为黑社会势力并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传人市境后，给市境造成重大危害，1946年市境解放后至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曾明令取缔。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镇压、清理，一些道首被逮捕，一般道徒登记造册，经教育改造后不再信道。大多数会道门已消声匿迹。80年代初，一贯道、圣贤道一些帮会和会道门的残余势力又在境内死灰复燃，均受到人民公安机关的清理和取缔。

一、一贯道

    一贯道，原名东震堂，又名中国道德慈善会。是一个杂揉儒、道、佛唯心学说和伦理观，继承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形式而形成的秘密道门。民国初期由天津传入泊头市境，30年代，交河一带设有一贯道佛堂。1934年，交河镇北疃村人房文涛在天津入道，1937年在家开设公共佛堂。1942年，一贯道交河总支坛在交河县城里南大街成立，道首孟惠瑞，道务由天津浩然坛统管。1947年，道首孟惠瑞将交河总支坛道务交给了北疃房文涛和贾万兴，而改属天津兴毅坛统管。一贯道交河总支坛原领16个散坛，有19个点传师。房文涛接管后，大肆发展道徒，到解放前夕，一贯道总支坛开设支坛30余处，家坛、散坛近百个，所领坛主有男女22名，点传师数十名，发展道徒数千人。涉及到交河、后河、东辛店、王武庄、洼里王、寺门村等乡镇的100多个村庄。该道先属天然派，后属孙素贞派。

    泊头市区的一贯道组织发展于日伪时期，道首李成恩(一名李桐年)。当时在泊头镇内外设一贯道佛堂33处，道徒2000余人，涉及南皮、东光、沧县等地。时在泊头“义胜和”粮店设有一贯道支坛，领境内外的三间房和吕家两个分支坛及南皮西街、双狮赵等10个分坛的各号散坛。中小道首226个，道徒5321人，影响颇大。道务则有天津总坛直接管理。一贯道徒几乎遍及全境，不少居民、乡民全家人道，设家坛无数。此外，一些道首还到外地进行布道活动。道首李成恩曾到上海、南京等地布道，搞教务串联等活动。交河道徒张鸣岐则去东北沈阳、四平、长春等地布道，且在长春做道首，发展道徒达1000多人。

    一贯道以“唯入道方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等反动迷信思想迷惑人们入教，境内道首们在交河、泊头等地开设点班期、训班等，灌输封建思想，使道徒们倾家荡产，舍身入道，以满足道首们的私欲和挥霍。泊头道首李成恩甚至利用武力、流氓等手段，强行拉收道徒，骗取钱财，愚昧群众。日寇占领泊头后，一贯道道首勾结国民党特务、专员黄观峰，投靠日寇，狼狈为奸。邀日本特务参加道内会议，并多次为日寇提供八路军的有关情报，勾结日伪军捕杀中共地下党领导同志和乡村革命干部。曾一次就逮捕革命干部5人，杀害3人。1946年泊头解放后，人民政权对一贯道进行了严厉镇压和取缔，一些作恶多端的道首逃亡外地，部分坛主仍暗中发展道徒，进行反革命活动。1947年到1950年间，在境内发展道徒1000余人。

    50年代初期，房文涛、李成恩等一些逃亡在外的道首纷纷落网，罪大恶极者被人民政府镇压。对一般道徒进行自首登记，政府及公安机关对其教育以改恶从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一贯道组织秘密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方一度停止。

    80年代中后期，反动的一贯道残余势力死灰复燃。据公安部门调查清理，1989年，市境有一贯道人员82人，分布在18个乡镇的53个村。其中点传师19人，讲师6人，前人(道首)1人，坛主20人，家坛7人，支坛1人，三才7人。道徒中男56人，女26人。最大年龄者92岁，最小者43岁。

二、圣贤道

    圣贤道，民国初传入泊头市境，20年代在泊头“永庆和”商号设有道点(道内称号事)。1920年，刁廷芝(原籍沧县人)和阜城县的王杏岩因在该商号做雇工而先后加入圣贤道，后又因发展道徒众多而成为道首。该道势力颇大，范围涉及南皮、东光、沧县等地。至解放前，有号事49处之多，坛事道首21个，圣号、明人等一般头领34人。这些道首、道徒，以作圣活称作功，拜佛上供，装神弄鬼，利用迷信欺骗群众。并通过“四季大供（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三元供（正月十五正元，七月十五中元，九月十五下元）”、“圣母供”、“五帝供”、“晒经供”，以及不定期的“平安供”、“谢天供”、“孝供”、“收入供”等收取供费，搜刮财物。更有甚者，以迷信看病赚钱，致死人命。至解放后，仍有作恶。道首刁廷芝，以妖法看病，延误医治时间，将泊头上下店一病孩治死。新中国成立初期，该道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

    80年代中后期，受各种因素影响，圣贤道组织又有所抬头，进行秘密活动。据公安机关调查清理，1989年，圣贤道人员有52个，分布于全市6个乡镇的11个村。其职务有皇上1人，贤教1人，法仕7人，号仕4人。计道首13人，道徒39人。男22人，女10人。年龄最大者86岁，最小者25岁。

三、万国道德会

    万国道德会，即道德学社，1916年由段正元等勾结北洋军阀首脑王仕珍发起，总会设在北平。民国32年（1943年）4月26日，泊头组织成立了万国道德会，汉奸孙喜元、戴士臣为正副会长，其他头领为李成恩、刘墨池、穆凤棱、李月岩等。其成份都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地主恶霸、豪绅、汉奸、流氓。其职员多是一些伪新民学会会员。该会还附设学校，培训会员，宣传“东亚共荣”等投降主义思想，愚弄人民，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并以“入社”、“拜门”、“立命”、“祷告消灾”等形式骗财、骗钱、骗奸，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封建道会门。解放后，该道门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将一些主要首领逮捕法办。新中国成立后，该道门在市境绝迹。

四、万字会

    万字会（“卐”字会），1921年成立于济南，在全国各大城市设主会、分会和支会。30年代传入泊头，设有分会。一贯道道长、大恶霸李成恩任名誉会长，国民党党员徐云航任正会长，家礼头子、反动恶霸张元涛任副会长，成员大部分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恶霸、流氓。其组织机构与万国道德会相近，这些人积极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泊头解放时，人民政府公安人员曾在其会内搜出《剿共手册》等反动文件。新中国成立初期，被人民政府取缔。国民党特务分子王子灏等一些万字会主要头目，被公安机关枪毙。

五、清帮（清礼、家礼）

    清帮（安清帮或家礼、清礼）兴起于清代。民国15年（1926年），泊头刘辛的陆汉臣在洛南由陆子洪介绍加入家礼和清礼。后又在泊头发展道徒，办通字班，并在津浦铁路沿线各地活动，且广收徒弟。民国17年（1928年）由于驻防的国民党某骑兵旅支持，该帮会发展较快。因为清帮是一个“家长制”的纵向组织，即按班辈分前辈和后辈，故每个清帮成员都占有帮中拟定的字辈中的一个字。泊头的清帮头目李成恩于1911年加入清礼，1931年又加入家礼（清帮），是家礼第22辈统领。仅他的家礼门徒，在市境内就有20余人，涉及泊头、交河、寺门村等地。该会其他首脑，也都是一些豪绅、恶霸。如张元涛、王子灏等，都是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为国民党所利用的反动分子。另有一些人加入清帮里的清礼，迷信其吃素（不吸烟、不喝酒、吃斋）、信教，可以成佛的封建盅惑，而成为反动道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解放初期，该会为政府所取缔，道首被镇压（反动头子李成恩于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被枪决）。之后，该帮会在市境销声匿迹。

六、同善道（社）

    解放前，市境泊头镇设有同善社，由马朋祥和李成龙创办。该社与在民国初年所兴的同善道门相一致（该道在北平设“总院”，平津周围和杭州等地设分院），名义上以劝善行好，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旨，诏道友（社员）念“十字经”，实际上大搞封建迷信，愚弄百姓。他们在墙上供“神”字，初一、十五烧香，三月十五、五月十五、九月十五以鲜货、菜等上供，并教社员作功（盘腿功夫）。该道在泊头镇发展到六七十人，道长张风翥。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取缔，至1958年后失传。

七、长毛道

    长毛道，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发展起来的反动道会门之一，受侵华日军白川少将直接领导，在市境富镇南庄一带发展有道徒，道首为南庄村人王业广。该道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使用骗术，诱惑其人道，灌输封建迷信和消极抗日的思想。其遭发展道徒以“三要三不要”为原则：“要亲友、要族人、要近邻；要有落后思想的；要和八路军有成见的。共产党八路军不敢要，亲共（共产党）亲八（八路军）和面目不清的不能要，穷棒子没油水可刮的不愿要”，十分反动。他们将发展道徒重点放在族邻身上，以亲传亲、友传友的办法发展道徒。该道利用发展道徒骗取钱财，以满足道首享受。1941年，为献交县公安局所取缔。